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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璋为什么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胡惟庸真的要谋反吗？

朱元璋为什么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胡惟庸真的要谋反吗？

我来简述一下胡惟庸被杀的过程：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专制。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等为友。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麾下，充当小吏，因为胡惟庸是开国功臣、丞相李善长的女婿。数年间，步步升迁。中书省执政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很有才干，处事谨慎小心，获得了明太祖朱元璋和丞相李善长的宠信。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在他任期内，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

第一代丞相徐达、李善长与朱元璋一起打过江山、出生入死、共过患难，彼此了解信任。这两个人办事往往先请示朱元璋后再具体执行，皇权、相权彼此相安无事。胡惟庸任丞相却不同：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擅自做主，直接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过来看：凡是举报、弹劾、不利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朱元璋审阅，找个借口和机会便对呈报人实施打击报复。凡是奔走于其门、投靠攀附、贿送自己的，便可以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发展到恃权自专，朝中大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了事。

前左丞相、大将军徐达知道他的奸恶、阴险，向朱元璋举报。胡惟庸得知后，便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谋害徐达，被福寿告发。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对朱元璋揭发过他，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令胡惟庸带太医探视，胡惟庸便借机将刘基下毒致死。学士吴伯宗弹劾过他，差点大祸临头。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却将驾车的人杀死报复。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说什么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后代有“天子”之命。胡惟庸就更加得意、自负，从此便有了异心。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又曾与御史大夫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受到朱元璋责骂。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责令其前往西北去招降蒙古，又无功而返，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胡惟庸便暗中对他们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胡惟庸因儿子坠车杀死驾车人的事被朱元璋得知，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等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并以“图谋不轨”罪诛杀了胡惟庸的九族。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之后，“丞相制”被罢黜，这就是明初著名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后来“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告结束。

后世不少学者认为：胡惟庸排斥异己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胡案的症结在于胡惟庸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奏请，便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感到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也有不少史学者和明史专家指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回答完毕，谢谢！

洪武十三年(1380年)，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定罪“谋反”被杀，涉案人员多达三万余人，早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颁布了朱元璋诏令:

凡事六部管辖的事情都不用经过中书省，意味着丞相的权利成了摆设，胡惟庸彻底失去信任，他从洪武六年（1373）继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五年，胡惟庸从官场得意马上变成人生失意。

当然光看时间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时间过后，我们可以发现答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的《昭示奸党录》里，定位李善长为胡惟庸从犯处死。

用了整整十余年时间，朱元璋才平息了胡惟庸案的怒火。可见胡惟庸案牵连之众，影响之广在明朝四大案中独树一帜。我用这十年发生的事，我给大家一一揭开胡惟庸案背后的秘密，到底是谁在隐忍？谁在谋反！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意味着近二十年的民族矛盾彻底消灭，让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是激烈的内部矛盾开始不断激化，明政治体系分成淮西、浙东两派，双方为了权势不停地拳打脚踢。

胡惟庸就是淮西派的中流砥柱，我们仔细看胡惟庸的履历，在朱元璋开国分封六个公爵，二十八个侯爵的名单中他并不在列，就这样胡惟庸能从一个七品知县跃为百官之首，替代李善长作为帝国权柄最大的左丞相。

类似淮西、浙东的矛盾从任何朝代无法断绝，汉朝有外戚之争、宋朝有文武之争、唐朝有牛李党争，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这种党争之所以无法断绝是因为党争的发起人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人物，处置不好会动之国本。

强势如朱元璋，怎么能容忍被大臣拨弄敏感的专权神经？于是在党争中寻找突破口，发现两党是以丞相一职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丞相的职能是辅佐皇帝承上启下，而党争的恶化让丞相成了打击政敌的最强武器，承不承上大可不必，但是必须启下。

在李善长的带领下淮西集团无限做大，浙东集团开始凋零。原本可以制衡的政治体系成了一边倒，成了皇权和党权的直接矛盾，皇帝和丞相的硬性PK。此时朱元璋已经有心事罢黜丞相，于是劝退李善长，而李善长却把胡惟庸这只奇兵埋伏在明政治体系。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致仕，作为开国六公爵之首，李善长的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反观淮西一派，也丝毫没有因为带头大哥的失势低调行事，放弃私利，反而越发努力巩固自己党派地位，这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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